那个年代,那些事

——电视剧巜黄土高天》观后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农村、农业、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电视剧《黄土高天》以一个小小的丰源村大变革为缩影,折射出了广大农村改革开放经历的艰难历程和成就,改革与保守的角力,新旧思想的交锋,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体制和传统观念带来的阵痛和对三农发展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六年,国家全面实行拨乱反正,全国各行各业逐步走上正轨,国家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全面展开。公社化后,人民公社实行的“一大二公”,即第一人民公社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一平二调”,即第一平均主义(公社内部实行平均主义),第二无偿调拨(对生产队劳力、财物无偿调拨)。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组织制度,既是生产组织,又是政权组织。基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大部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不可否认的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大二公” “一平二调”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支援国家大型建设工程中(如修铁路、战备路、大型水利工程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些工程中,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的劳务报酬都被"平调"了。国家不付报酬,社员所挣工分转回生产队纳入年终分配,直接影响、降低了劳动日值。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国又兴起了“过渡风” ,即由生产队核算过渡到大队一级核算。条件好的可以过渡,条件差的生产队也跟风过渡,美其名曰"穷过渡"。过渡的结果,使原来的大锅饭的"锅"更大了。当时生产队的情形是"干不干、三分半","浪一浪、算一晌”,"干的干哩,转的转哩、转的给干的提意见哩”,“干瞎干好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社员根本没有劳动自觉性和积极性。

 

生产关系的不适应直接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健康发展。群众生活正如电视剧中所表现的群众粮食不够吃,没钱花,生活十分艰苦。我们大队也在"过渡风“中实行了大队一级核算。按当时农村情况,好的生产队一人能平均一百五十个劳动曰,年终可保不超支,并能稍有分红。而一般生产队则干一天买不到一包亷价纸烟,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户都成了超支户。社员生活寅吃卯粮,"借了八十还一百,吃了苞谷还的麦”。是当时广大农村的一个真实写照。

 

一九八一年,我夫妻二人挣了八百多个劳动日,加上母亲和两个孩子五口人,年终分配还超支了将近一百元。家中房子老旧,实在难以居住,好说歹说,想从信用站贷款三十元,负责人说"你真厉害,我只有三十元的权,你就想要三十元",最后批了二十五元。无奈自己从黄河滩割芦苇打箔子在乡邻帮助下凑合着翻修了房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号角,也成为农村改革的重要转折点。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搞生产责任制的经验,点燃了农村大地改革的燎原烈火。正如巜黄土高天》剧中丰源村情景再现的那样,广大农村同样走过了艰难的改革之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各地陆续传来实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仼制的传闻,有的联产承包,有的包干到户,有的牲畜农具下放各户,有的机井包给私人。众说纷纶,传的人心慌慌,干部社员不知如何应对。上级领导也对生产责任制看法不一,认为那是偏远山区的权宜之计,平原地方不允许实行。头脑灵活的生产队长冒着风险,跃跃欲试,暗中操作。老实巴交的农民则陷入无奈和等待之中。

 

一九八一年底,过渡了的大队纷纷散渡,回归到生产队一级核算。也正在此时,上级文件传达了允许生产队搞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高社员生产积极性,增加社员收入,改善群众生活。

 

八二年初,应广大社员要求,我从大队试验站回村上担任会计。我们参加了公社举办的落实生产责任制动员会,会上由先走一步的大队、生产队介绍了包产到户提高产量、增加社员收入的经验。会议决定在实行包干到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即"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我们多次召开社员大会,经反复争论、辨论,形成共识。决定按地块分级、定产量、定产值,按劳力把生产队棉田包干到人、作务全奖全赔。并制订了详细的承包合同。因当时小麦生产队已播种,粮食作物仍由集体经营。

 

棉田承包到户后,大大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从出苗后补苗到田间管理,由于大家明确了权、责、利,起早贪黑,精心管理。大锅饭时,社员们收种管不操心,大部分人不懂管理技术。我利用在试验站学到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管理的各个关键环节给大家手把手地传授。在社员们精心作务下,当年棉花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我们审时度势,放开手脚,让社员们把采拾的棉花带回自己家里,自己釆拾,自己晾晒,自己交售。生产队按棉站收购票统一结算,按合同交够集体后,社员超产部分现金和棉籽全部归自己。按合同生产队统一按中级327级别结算,而社员大部分享受了优级优价,一二级棉居多。而没有包干到户的个别生产队,棉花统一釆拾晾晒销售,结果棉花不干捂坏,全部变成了次等六级棉,收入则大打折扣。那一年,我们生产队年终分配总收入四万多元,劳动日值将近两元,基本没有超支户。而社员超产部分全奖两万多元,还有油和油渣。超产部分的油用瓮装,家家盆溢缸满。在年终分配会上,有些人(主要是大锅饭时的老干部)对干部按合同兑现奖金提出异议,遭到广大社员反对,奖罚得以顺利兑现。

 

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深入,一九八二年秋播时,生产队土地、牲畜、农具等全部折价分配到户。土地全部分户经营,公购粮、农业税分解到户。一九八三年,夏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公购粮、农业税完成后,家家留够口粮尚有余粮。

 

分田到户后,鼓足劲头的农民群众为了夺取高产,棉花播种时,大部分采用了地膜覆盖新技术,一举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春季干旱缺墒,棉花很难一播全苗的技术难题。棉花前期长势良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对有机磷农药产生严重抗性的棉铃虫猖獗发生,棉农防不胜防,只能望虫兴叹,造成了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就是这种情况,农民也未造成多大恐慌。

 

俗话说: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大丰收绝对抵消了棉花减产损失的负面影响,人们不再为填不饱肚子而揪心了。填不饱肚子的难肠,使人们在丰收之际一定要够两年吃的余粮才安心。

 

一九八四年,实行多年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改制为乡镇人民政府,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不再作为一级核算单位而改为村民小组。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农民享有承包经营权。农民群众分户交售公购粮和农业税。

 

借改革开放东风,也就在一九八四年,为防治棉铃虫,棉农普遍使用了进口的除虫菊脂类农药,使棉铃虫危害得以有效控制,棉花连年获得丰收。但是,种植棉花的经济效益远远适应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水平的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和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农民群众开始发展瓜果菜等多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当时县园艺站长后提升为农业局副局长的党世康慧眼独具,首先在他的家乡和蹲点的地方号召群众栽植苹果树,并给予技术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他本人却受到了相关领导的批评和非议。

 

咱们陕西人的一个特点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开拓精神不足。而在当地有山东河南等外地人聚居的村组,也率先栽植了苹果等果树,跨入农村先富行列。然而在当时“以粮为纲”政策主导下,以行政命令为代表的长官意志,严重挫伤和损害了农民群众的经营自主权,多村出现了"拔树“现象。这种情况直到改革日益深入的九十年代初才得以解决。受早栽树早受益先走一步村走因果致富的影响,九十年代初,全县范围出现了大面积一拥而上的栽植苹果热,旱塬灌区一齐上,遍地栽苹果。由于不懂管理技术和果树品种的不适应,加上当时果农还未取得收益,而层层加码的农林特产税令广大农民苦不堪言。几年后又出现了大砍果树风。大起大落,给农民带来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当时,计划生育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乡镇干部的中心工作用俗语说就是"催粮要款,刮宫引产”,一时干群关系相当紧张。作为棉花基地县的广大棉区群众仍以种棉为主。而消停了几年的棉花主要害虫一一棉铃虫又对菊脂类农药产生了极大抗性,于一九九一年再度猖獗发生,三四代棉铃虫一场雨后泛滥成灾,肆虐为害,虫体放在高浓度药液中也无济于事。棉田到处是虫,甚至黄河滩的公路上也有棉铃虫成群迁徙,农民被迫下地捉虫。此后,农技人员和棉农认真总结了棉铃虫发生规律和防治的经验教训,加强测报,准确指导棉农防治,制订了以杀卵和初孵幼虫为主的防治方案,做到"防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有效地遏制了棉铃虫的危害。以后随着抗虫棉的广泛种植,棉铃虫猖獗为害造成减产的惨状成为历史。

 

在棉花普遍丰收的情况下,市场进一步开放,个体棉花加工企业和相应的产后附加值企业应运而生。棉花种植一时成为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命令干预农民自主权的现象成为过去。 农业产业结构依据市场变化逐步趋于合理。农民群众在果树栽植和砍树的过程中痛定思痛,通过外出考察学习和总结成败得失,筛选出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早中熟苹果和其它杂果品种,使果业生产步入理性和良性发展的途径。而收入相对较低,在种植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棉花产业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近年来适应当地生长的优势果业—冬枣产业的大发展,使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冬枣产业是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的高收益吸引了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乡作务枣树。以数十万亩大棚冬枣为主体的白色革命成为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朋友们的收入逐渐增加,如今,农村大宗家电已经普及,私家小车比比皆是,乡下人正在追赶向往城里人的生活。有意思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全国的重点棉花和粮食基地县,如今很难找到一片棉田,而靠种粮为生的农民如今也普遍吃上了商品粮(买面和买馍吃)。

 

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连续几十个中央一号文件,将三农问题列入国家发展的重要日程,政策上反哺农业,向农业倾斜,粮食直补等各项惠农政策深入人心,全国以农村为主体的扶贫攻坚,使农民群众也开始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2006年新年伊始,国家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广大农民群众弹冠相庆,从内心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关注。2011年,政府全面推行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按月可领取六、七十元的养老金,并逐年增加。养老金虽然少的甚至有些可怜,但总算有了盼头和希望。

 

近年来,随着国家倡导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加快了农民朋友共同富裕共奔小康的步伐,农业将更会得到更快发展,农民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幸福,农村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作者简介】李力,1951生,陕西大荔人,中共党员,农民,高级农艺技师。曾担任乡镇农技员多年,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组建农民果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县委命名为“农民党员科技致富标兵”、“农民党员经济发展带头人”。

 

陕西传记文学学会

总    编: 薛引生

责任编辑: 解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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